让秦腔艺术绽放时代光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西安易俗社是鼻祖剧社、文化剧社、革命剧社，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单位。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上，西安易俗社有着自身的担当和使命。
新时代以来，我继续秉承西安易俗社“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推陈出新”的办社宗旨，强化精神传承、剧种传承、剧目传承、人才传承，倾力打造西安易俗社文化研究院，收集整理百余年来西安易俗社珍贵文献资料，对老字号品牌文物保护单位的剧本、场馆、剧目、历史资料等实施全方位保护。
传承经典，保护非遗。我与同仁们一起抢救复排易俗社原创经典传统剧目《三滴血》《双锦衣》《软玉屏》《貂蝉》《夺锦楼》等本戏、折子戏本（折）80多部，同时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创排大型秦腔剧目《柳河湾的新娘》《秦腔》《易俗社》，推出《百年易俗社》纪录片，并将《三滴血》《柳河湾的新娘》拍摄成秦腔3D电影。《三滴血》还被拍成动画片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电视台播放。
易俗社不断挖掘整理百余年来博大精深的戏曲文本，同时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创排了大量现实题材作品，唱响时代主旋律。2020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根据同名京剧移植改编秦腔现代戏《党的女儿》；2021年，在秦腔现代戏《织梦人》中，我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获得者，饰演了20世纪50年代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赵梦桃，打造“以劳模演劳模”；2022年是易俗社建社110周年，我们推出了眉户剧现代戏《滚烫的年华》、新编秦腔历史剧《昭君行》、秦腔历史剧《程婴救孤》等，同时出版了《中国戏曲典藏·百年易俗社》等10余部系列丛书、20余部剧目音像制品。
为了提升和弘扬易俗社的学术价值，我积极推动易俗社走进高校进行演出和讲座，开展戏曲研学。活动期间，我和同事们会示范剧目片段、唱段，示范秦腔、眉户、碗碗腔、弦板腔、商洛花鼓、阿宫腔、线腔、同州梆子、陕北道情、汉调二簧等多种剧种，让学生们由体验、体会而至体现，了解秦腔和易俗社。
2020年，作为陕西省人大代表，我在多次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秦腔的立法性保护。《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保障。
秦腔艺术历史悠久，如何更好地融入时代发展，绽放时代光彩？在我看来，不断守正创新，才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根本。打造易俗社文化街区，让秦腔与易俗社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早在2016年，我和同事们就以8间女生宿舍的场地，打造了一个微型的易俗社展陈馆，介绍易俗社历史，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随后，我提出了以文旅融合促发展的思路。在各级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下，2021年9月，易俗社文化街区正式开街，包括易俗社百年博物馆、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还有露天戏台、老字号美食等，集“馆、展、演、旅游、体验互动”为一体，现已成为当地文化旅游新地标。
踏上新征程，我将继续以身作则，带领易俗社进一步以传承、保护和发展秦腔事业为主要任务，不断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独具秦风秦韵的文艺精品。
（作者：惠敏莉，系党的二十大代表、西安易俗社社长）
东西问｜王素：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每年进入12月份，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二战后，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也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陈永诺 摄中新社记者：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汉字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要素，字形排第一。所谓象形字，就是图画。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中印文化传统不同，中国重文字，印度重声音。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陈永诺 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词不分，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一字多义，一词多义，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譬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诗，到底是清美新颖，还是清奇新艳？鲍照的诗，究竟是英俊飘逸，还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什么诗算得上俊逸？实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刘占昆 摄中新社记者：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读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图识字，因形辨义，就能进行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的传统，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据研究，不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汉字“笔谈”文献，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汉字“笔谈”文献，甚至还有朝鲜、琉球、越南三方的汉字“笔谈”文献。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这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信”字，从人从言。《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又说：“信，诚也。”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信”字的内涵，“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的。
其实每一个汉字，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绝，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古文“信”字。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王素：汉字的发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他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后来分道扬镳，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繁荣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了。(完)
受访者简介：
王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杂撰等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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