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全媒+|湖南：村医上门服务让农村防疫有“医”靠******url:https://m.gmw.cn/2023-01/12/content_1303252486.htm,id:1303252486

　　新华社长沙1月11日电（记者余春生、帅才、陈思汗）农村是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保障的重点地区。近期，湖南3.7万余名村医成了服务农村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排头兵”，他们通过电话问询、上门随访等方式，为群众就医用药提供“一站式”服务。

　　1月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江背镇福田村，医护人员为居家老人听诊。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余医生，我发烧头疼，还咳嗽，你能过来看看吗？”近日，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卫生室医生余瑜接到了村民苏少华打来的电话。

　　苏少华今年70岁，患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余瑜问清症状后，准备好药物，赶到老人家里，给老人测量体温、血压，监测心率。针对老人的症状，余瑜给老人开了退烧药等药物，并叮嘱老人相关的注意事项。

　　近期，韶山市发挥乡村家庭医生“基层首诊、保健康、防重症”的作用，组建“三级网格化”家庭医生团队37支，将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共体专家共148人纳入团队管理，并将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向群众公布，随时为群众提供治疗方案、用药指导等服务。

　　1月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江背镇砖田新村，医护人员为居家老人送药。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最近，在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扶桑村卫生室里，每天一大早，村医全承顺就开始熬制中药汤剂，做成中药包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村民。

　　“村里65岁及以上的老人有100多人，大多患有基础疾病，给他们发放一些中药汤剂提高免疫力。”全承顺说，送药过程中，他还会对村里的老人开展巡诊，了解老人是否有发烧等症状。“目前村卫生室退烧药等药物储备比较充足，如果发现相关症状，我们先会给老人对症用药，并持续进行健康监测。”

　　除了为村民提供上门送医送药服务外，湖南各地的村医也是对农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摸排的重要力量之一。

　　据了解，为加强对农村地区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从2022年12月开始，湖南省岳阳市、怀化市等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患者开展调查，并为其建立健康台账。

　　“村医熟悉村民的情况，配合相关部门对重点人群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巡诊服务，能够更好守护村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承顺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